比如《杀人回忆》以华城连环杀人案为故事原型,它追求的,并非对凶案本身的猎奇,而是在令人发冷的影像细节中,铺开韩国1980至1990年代普通民众感受到的社会性压迫。结尾宋康昊的凝视,不但呼应了16年后他在《寄生虫》结尾对阶级的凝视,而且使影片模糊了故事和现实之间的界限。维奥拉·戴维斯从小家境贫困,有五个兄弟姐妹。父亲是一位驯马师,母亲是一个女仆。维奥拉曾回忆那段经历,“我在生命前3/4的时间,感觉自己就像圆孔里的一颗方桩钉。首先在生理上我就感觉自己跟周围格格不入。我在罗德岛的爱尔兰天主教地区长大,那里的女孩子都是白皮肤、金色长发,而我是黑皮肤、卷发,口音也跟其他人不一样。我不漂亮,还有心理创伤。我在一个贫困不堪的家庭中成长——我父亲常年酗酒,还有暴力倾向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