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学礼:我们今天在这里对谈,你们架着话筒和我聊天,这是一种权力的不对等吗?(笑)你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。很多人不在意这个问题,ta会觉得我在做我的事情,在做我的研究,在做我的记录,ta没有想过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关系。很多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把自己称为所谓的“电影导演”,我觉得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太理解摄像机前的人是如何与ta在一起完成了电影的合作过程。“他说,来要回借给你的两万日元。” 我告诉草太,结果草太一脸愕然地说: “啊?我没借他的钱,反而是我借给他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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