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外值得注意的是,该剧也尝试着用人物形象触及改革开放年代的独特时代背景,展现人物在大时代下的不同选择。剧中,王宪平是循规蹈矩的转业军人,杨大山则是灵活变通的流氓混混,这两种形象可以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,俩人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贯穿该剧始终的隐喻。不过,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太多改革年代跌宕起伏的一面,反而显得十分温和与柔软。例如,剧中的“小叔”王宪安作为循规蹈矩年代里的异数,早年便闯荡深圳、探索个体经济,堪称时代的弄潮儿。但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,他最后选择回归家庭,开起了炸鸡店,过上了安稳的余生。在《我们的日子》里,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抵牾,家庭是最终的归途。随着剧集的播出,相关探讨不断。如在科创委工作的公务员崔江北被方远舰等人的创业精神打动,曾产生辞职下海的念头,这一情节便引发了大家对于“体制内是否该辞职创业”的探讨;方远舰不愿被资本裹挟,为了研发倾尽家财的经历也让很多观众思考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。是安于现状还是奋力一搏?是追求稳定还是勇敢逐梦?这正是当下年轻人面临的焦虑,是年轻人在时代浪潮中颠簸抉择的写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