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却哲学化的态度，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还流淌着铿锵有力的浪漫主义关怀。“铿锵”表现为电影自始至终都在呈现一种边缘化的人物状态，而“浪漫”则恰恰来自于这些被主流所排斥的疯癫小人物之歌。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探讨了人之规训的种种生命状态，电影却由内而外散发着非理性的光辉，甚至还充溢着无远弗届的自然生命力歌颂。唐志军是一意孤行的科幻主编，孙一通是沉浸自我的农村少年，有趣的是俩人却在默契的行为对话中获得了非主流化的情感共鸣。尽管，电影在游牧式的山川河流中放置了一个巨大的“伪命题”，但对于观众而言，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否获得了最终的结果或真相，也不必尝试推敲出有关外星人在何处的因果关系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行走式的体验无疑是项飚所言及的“把自己作为方法”的具体实践：疯癫者——唐志军在行旅中重新定义了自身生活的目的，自然也获得了宽恕、接纳、包容与救赎自我的伦理之善。引领者——孙一通难分昼夜地等待麻雀落地，而这些在常人看来怪诞的举动实则也暗含了某种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式的黑色幽默。此外，他还为观众渐次呈现了一种失语者的另类浪漫主义，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，何惧冷眼旁观的假象。《等着我》节目录制现场，一本记录着杨根思生平事迹的功模档案首次公开，其中记录下了1948年3月杨根思被评为华东一级人民英雄时，上级组织对他的评语：“他从小就在上海做工，吃过苦，回到家里之后，见到伪军欺压老百姓，就跑到新四军来……”从一个受尽欺凌的童工成长为一名战功赫赫的英雄，杨根思成长的心路历程慢慢展现开来。档案也记录下了杨根思英勇牺牲的经过：“英雄杨根思用驳壳枪准确地射击逼近的敌人，当他打出最后的一颗子弹时，四十多个敌人已经逼近山顶，在这危急之时刻杨根思这个满身是胆的英雄，为了祖国，为了救助朝鲜人民，抱起一包炸药，拉响了导火线索，英勇冲向敌群……”虽然纸页和字迹在岁月中被渐渐磨损，但英雄则被永远铭记。